杭州江干区闸弄口派出所,最近来了一位特殊的老人。他已经年过八旬,却不得不拖着三大箱行李,在派出所里寄宿。他膝下明明还有五女一子,但能够联系上的四名子女却都不愿意来派出所相认。
目前,闸弄口派出所和街道的工作人员一起照顾着他,但警方更希望老人的子女能主动和他们联系。
一辆安徽出租车载着八旬大伯开进派出所
11月12日下午5点半,一辆安徽牌照的出租车,缓缓开进闸弄口派出所的大门。
司机一脸疲惫,朝值班民警抱怨:“这钱太难赚了,车上这个老人,万一出点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民警缓缓拉开车门,看到了车内的特殊乘客:一名头发灰白的老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车上还有一名中年妇女同行,她说自己是老人的房东兼“干女儿”。
老人名叫孔荣生,1933年出生,今年刚好80岁。因为下肢无法自主行动,民警半扶半抬,终于把他带进派出所,同时到来的还有三大箱子的行李。
民警打4个子女电话没人愿意领回老人
孔大伯说,自己是老杭州,17岁开始在杭城走街串巷卖中药材,属于个体户。后来他结婚生育,有了6个女儿和1个儿子。
原本,他与妻子住在闸弄口新村。1994年,两人在共同生活了三四十年后离了婚,孔大伯独自一人去了三墩租房子住。孔大伯说,从那时开始,自己与子女有了隔阂,但平时还是有来往。
过了十多年租房生活后,2009年,孔大伯去安徽投靠自己的老朋友,并在那里常住。在这期间,他与子女的联系逐渐少了,也只回过一次杭州。
“我前妻生病了,想要卖房子治疗,当时子女之间意见不统一,把我接了回来。后来我赞成把房子卖掉,分到一小部分钱,其余的钱都留给前妻看病用了。”孔大伯认为,可能是那次事情之后,几个子女对他有了意见,也没再跟他联系过。
前段时间,孔大伯先是生病住院,后来又摔了一跤,现在下半身无法自主行动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孔大伯的积蓄也基本用光了。考虑到大伯的病情和实际情况,房东打车,把他送回了杭州。
“我的户口原来在闸弄口派出所,所以就到这里来求助了。”孔大伯说。
派出所民警根据孔大伯的模糊叙述,开始查找他的子女。
“他有一个女儿不幸过世了,另外有两个据说去香港定居也已经联系不上了。其他还有三女一子,在杭州生活,条件都还不错。”民警挨个打电话向孔大伯的子女们了解情况,却发现居然有三个人都不愿意认这个父亲,并以各种理由挂断了电话,“只有最小的女儿承认孔大伯是自己父亲,但她表示,除非其他姐弟都来派出所,不然她也不来。”
这样的局面,让民警很意外也很无奈。
派出所希望老人子女尽快主动联系他们
昨天下午,我们来到闸弄口派出所时,孔大伯正躺在搭的临时床上睡觉。
“因为他行动不便,我们怕他睡在床上摔下来,所以在协调室的地上专门清出一块空地,然后铺了两三层棉被。”派出所民警说。
同时,因为孔大伯没法独自起来吃饭、上厕所,派出所专门安排了一名协辅警照顾他。大伯烟瘾很大,派出所又在他身边放了一个烟灰缸:“他抽烟的时候,更要派专人看着的。”
为了不让大伯出意外,派出所处理这件事情的民警和协辅警这两天都没睡好。
正当我们和民警商量此事时,闸弄口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派出所里帮助处理这件事。街道工作人员也再次先后拨打了孔大伯在杭州的四名子女的电话,不过除了孔大伯的小女儿外,其余三人还是没有接听电话。
“除非他们都来,我们才来。”电话那头的意思仍然很明确,不肯作出让步。
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愿意继续帮助孔大伯和子女沟通协调:“不管之前有什么误会或者矛盾,现在不是追究对错的时候。老人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再怎么也不该这样对他。”
而处理此事的民警表示,如果老人子女的态度依然如此冷漠,他们也考虑按照遗弃罪对这件事情开展调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子女遗弃老人的行为并没有规定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但是,子女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并且情节恶劣的,就涉嫌触犯刑律、构成“遗弃罪”,最高可获刑5年。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希望他的子女看到报道后至少能主动联系我们,把想法、问题说说清楚。”
记者离开派出所时,孔大伯依然躺在临时的床铺上。
“下午我们找过一家医院,也愿意先支付一些医药费。但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而且是有子女却无法联系上的情况,医院考虑到风险不愿意接受。”
截至记者发稿时,闸弄口派出所、街道工作人员仍在张罗着把孔大伯送往医院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