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无证收玉米被判刑系黑色幽默

　　用“非法经营罪”给农民定罪，可能不合适

　　对待李某的事件，很多网友大跌眼镜，误以为穿越到1986年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也有人认为，应坚持“违法必究”，既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李某没有取得许可就收购粮食，当然是违法的。

　　但是要追问的是，收购粮食必须取得行政许可，这是否合乎改革本意？通过刑法追究李某这样的“小粮贩”，是否固化了粮食系统的行政垄断？就个案来说，李某收购百余吨玉米的行为，即便行政违法，是否应该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当年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虽然写道：“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却仍留了个尾巴：“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哪怕在2013年以来经历了若干轮“放权改革”，收购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应取得行政审批，仍没出现大的松动。今年初《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后，也仅顺应公司登记制改革的大趋势，将之前的粮食收购“先取得许可证，后办执照”，改成了“先办执照，后取得许可证”。

　　应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粮食的“统购统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改革开放后，粮食统购逐渐瓦解。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全面放开粮食收购”改革愿景，至今没能实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粮食系统部门利益太根深蒂固。

　　回到这起案例，无证收购玉米，真的适用“非法经营罪”吗？刑法第225条，列了一些非法经营行为，比如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产品（最常见的是烟草和食盐），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无证收购粮食构成非法经营罪。

　　但非法经营罪有一个厉害之处，即刑法第225条第（四）项是一个兜底性条款：“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说，由于这个兜底性条款存在着空白罪状的先天缺陷，在越权司法解释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共同作用下，非法经营罪的扩张之路走得非常吓人。不管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种用兜底性条款包打一切的做法，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对无证卖玉米农民处以行政处罚，或更恰当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位农民是否一点错没有呢？也不尽然。

　　2004年， 国务院颁布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这里的“粮食”，是指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这里的“资格”，是指收购者要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局打申请，获批后才算是拿到了“牌照”。，

　　所以，这位没有证就收购玉米的农民，严格地说，确实违背了国务院颁布的条例。既然违规，处理即可。可以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也可处以非法收购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而就李某无证购粮行为而言，他是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粮食卖到了杭锦右旗的粮站，赚个价差。追逐这种“价差”，就像当年改革初期“杨百万们”一样，其实符合市场逻辑，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却由于不合理的制度承受了“罪化”的代价。

　　粮食收购领域，是时候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对于这些粮贩子动辄追究“非法经营罪”，只是在固化陈旧、低效的粮食垄断经营。而在所谓“粮贩子”其实广泛存在的现实之下，相关执法很难是“一律化追究”，应警惕选择性执法，成为粮食部门固化自身利益的手段。

　　这次农民收玉米被判刑，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关法律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反制。在粮食收购领域，是时候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了。粮食系统本身的行政垄断经营，本就该尽快打破了，再用“非法经营罪”去强化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更是问题重重，这类做法也应尽早剔除。
（编辑：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