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2月26日晚，持续了七天之久的京津冀大雾霾终于被冷空气带走。但公众对雾霾中北京始终没有启动红色预警（下称红警）的质疑，仍在继续。
最值得一提的事件，当是北大附中的停课抗议：25日，该校初中部自主决定放假，并不理睬北京教委要求复课的命令，于26日继续放假一天。根据橙色预警的要求，中小学校仅应停止户外活动，红警才可以停课。
从事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数据看，北京完全应当启动雾霾红警，因为24、25、26日三天空气连续达“严重污染”级别。不仅如此，七天之内，其实有五天为“严重污染”级别，仅两天为“重污染”。
红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代表着政府启动了一种极高等级的应急状态，全社会都要因此进入应急状态应对灾难。只有启动雾霾红警，中小学和幼儿园才有依据停课，污染工厂才能停产限产，大量公车才能停驶，汽车才能实施单双号限行，一些公众活动才能推延或取消……最终，雾霾可得以减轻，公众的身体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环保部《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上写得很清楚，当空气达到“严重污染”级别时，“健康人群运动耐受力降低，有明显强烈症状，提前出现某些疾病”。在此情况下，环保部给出的建议是“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应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反观北京七大大雾霾里，有五天“严重污染”，但因为未启红警，最终有多少人能真正“避免户外活动”呢？
北京市环保局于26日下午就未启动红警作出了解释——北京的规定是，在预测“未来3天将持续出现六级严重污染（即严重污染，空气污染指数AQI大于300）”的情况下，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警。“在此次污染过程中，我们当时预测的是‘将交替出现五级重度污染和六级严重污染’，所以指挥部没有启动红色预警。”
事后看，有四道巨型门槛将让北京没有最终按响本该按下的红色按钮：
第一道门槛是“三天”。根据环保部《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I级预警即红警的启动条件是大气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即AQI大于300）。但北京自己的规定是要三天如此才可以。
第二道门槛是“持续”。就是说，三天“严重污染”必须要连着才行。就是说，假如北京有新的七天大雾霾，即便有五天是“严重污染”，但仍然可能触不了红警线，假如第三天和第六天（或者是第二天和第五天）仅是“重污染”天的话。
第三道门槛是“预测”。就是说，事实上连续三天出现“严重污染”还不算，必须是事先预测到才行。一种假设是，如果环保和气象部门预测能力天然不足（事实上如此）并且过于担心报红警出错（即报了但雾霾没那么重）的话，那么，北京可能永远也报不出红警。
公众不熟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第四道门槛：在中国，预报红警并非一种技术选择，事实上需要地方行政长官批准。北京的雾霾红警也是如此。这种制度安排通常让启动红警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选择，不再是简单地雾霾技术预测。
形成对比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灾害预警仅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一种技术选项，一量灾害红警发出，全社会包括政府和民众，均会按照一套现行应急法案（平时多有演习）有序地进行。
北京因为未启暴雨红警付出过巨大代价：2012年7月21日，北京降雨达到数十年之最，最终数十人死于暴雨。当天，北京该启而未启暴雨红警，所有公共活动在照常进行，未能最大程度上避免生命损失。
或许，没有启动雾霾红警，政府不用过多地担心现实的压力。公众无法证明自身的健康问题一定与这场雾霾相关，更无法证明其与未启红警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反，如启动了红警，政府要面临经济和社会发生损失的压力。
固然，雾霾红警的标准不能制定得过低，否则城市内动辄遭遇红警，社会的生产生活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雾霾红警也绝不应该制定得过高，高到让最恶劣的雾霾都难以触及。
过高的红警，会给社会造成一种空气还过得去的假象，这不利于形成全社会合力治雾霾的共识，更给污染企业一种治污并不紧迫的错误信号。
一个非常让人忧虑的现象是，在北京之外，南京、杭州、广州、合肥等城市均制定或拟定了较高的雾霾红警标准。此风目前有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或许，是该规范一下雾霾红警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