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更多人贩 就无儿童可拐卖？

　　拐卖儿童罪，本身并没有回避死刑、重刑
　　刑法中明确规定拐卖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司法实践中也不乏判死案例
　　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失子之痛，也可以人同此心地体会到被拐家庭一生不安、一世滴血的悲惨，也能预料人贩子（若严谨表述，应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犯罪嫌疑人”，但为阅读顺畅计，以下皆称“人贩子”）必然为千夫所指、万人痛恨的局面。但法律问题，不是江湖上的快意恩仇。很多网友至今不知，人贩子在我国，是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
　　根据刑法，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刑点是5年，如果有加重情节，可判10年以上至无期。关于加重情节，刑法中给出了8种情形，比如拐卖三人以上、有奸淫行为、使用暴力手段等。这8种情形基本上涵盖了在拐卖行为中出现的所有恶劣情况。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可判死刑。
　　实际上， 在审理拐卖儿童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法一直秉持着“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判死”的态度。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从去年至今，已经宣判的因拐卖儿童而被判死的就有7人，这些人之所以被判死，原因几乎一致：拐卖儿童数量多。比如蓝树山拐卖儿童34人判死、马守庆拐卖儿童37人判死。
　　除了不避讳判死，其重刑率也远高于全部刑事案件均值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安部曾先后在全国开展了多次打拐专项行动。在我国，只要是“专项行动”，往往意味着从重、从严、从快处罚。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到2009年年末，人民法院判决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重刑率（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叫“重刑”）均在60%以上，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个百分点以上。
　　再严一点：降低门槛，更多适用死刑？
　　刑法的惩罚，必须讲求梯度性，否则会产生更大的恶果
　　“拐卖儿童哪有不严重的？应该一律判死”，这种论调如果不是一时气话，则未免太失理性。可怕的是，这种不理性的状态不仅来自民众，也来自一部分媒体。比如某报纸认为“只要是参与了贩卖人口，情节严重程度均是无差别的。”要知道，即使是涉嫌故意杀人罪，也不是全都要判死的。
　　那么，稍微理性一点的说法，比如“降低此罪判死的门槛”呢？这显然也是错的。如果把此罪死刑的适用面扩大，必然造成惩罚结果梯度性失衡，若拐1人和拐3人以上、有无涉及暴力犯罪，都是同一个惩罚结果，则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既然法律条款中已经明确规定，拐卖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那么，是否适应死刑，理当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是否符合死刑判决的条件。
　　降低死刑门槛，最大的恶果还不仅仅是违背了刑法的原则，而且会带来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涉拐案件，其背后的犯罪动机都是牟利。如果拐1人是死，拐100人也是死，既然已经走上了必死之路，你说他是会多拐点还是少拐点？
　　另外，对于人贩子而言，最理想的结果是“钱货两清”，最不理想的结果是，在犯罪过程中被发现。如果一旦涉案就可能面临死刑，在面对暴露危机时，其铤而走险杀掉被拐者的概率一定会增大。这就是为什么贩毒者，往往要装备武装、暴力抗法的原因。
　　震慑拐卖儿童类犯罪，不要神话严刑峻法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无法匹配上对拐卖者的震慑
　　之所以很多人呼吁让更多的人贩子被处以极刑，是认为重刑的威慑力能减少相关犯罪。对于重刑能否减少犯罪，这个议题过于宏大、复杂，学界也多有争议。不妨抛下这个大话题，仅仅聚焦在拐卖儿童犯罪中，考查一下严刑峻法对拐卖者的震慑，有多大作用。
　　我国的拐卖儿童犯罪有三个特点。其一，亲生父母贩卖儿童的情况严重。今年1月，山东警方破获一起贩婴大案，解救了37名婴孩。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些婴儿大多是被亲生父母自愿卖掉。学者李春雷对2000年以来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团伙勾结还是单独作案，有67起案件都是亲生父母所为。那么问题就来了：亲生父母是“卖”自己的子女，却谈不上“拐”。虽然有一些地方是按照拐卖儿童罪论处这些父母，但更多的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在拐卖儿童罪与遗弃罪之间游移不定。亲生父母贩卖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会被处以拐卖儿童罪都不一定，加重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有何用？
　　其二，我国的拐卖儿童类犯罪中，破案率低。虽然有些地方声称在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中，破案率能达到80%，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超过18000件，但是被侦破的案件不足4000起，破案率不到22%。这一数据，低于国内年均40%左右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我们所说的严刑峻法的威慑，要建立在相对较高的破案率基础上，如果80%的案件无法侦破，只会增加惯犯的侥幸心理。
　　其三，买方难入刑，需求庞大。我国拐卖儿童犯罪之所以高发，原因在于拥有巨大的买方市场。但由于刑法对买孩子的行为网开一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注：拐卖儿童“买方入刑”草案正在审议），这等于是在纵容买儿童的行为。一方面纵容买家，一方面打击卖家？
　　政府适当放权，反而有利于打拐
　　政府打拐既然人力、财力跟不上，不如更多发挥公民社会自治的作用
　　据一线民警介绍，人贩子几乎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大多跨省跨市流窜作案，点多、面广、线长。这既造成了人手上的捉襟见肘，也要面临不小的经济负担，“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而一个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七八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给社会自治组织放出一个小小的透气口，比如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以合法身份，减少对它们活动的限制。也要对这些组织减免税收，此前，公益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免税申请成功率不足7%。
　　用自由收养制度，来解决拐卖市场中的买方需求
　　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想通过非己生的方式拥有孩子的人群依然庞大（原因复杂，如不孕不育、重男轻女、错失生育年龄等），就一定有供给方。因为刀头舔血的营生总会有人做，其危险性转化成了每个被拐儿童“出售价格”的增加。
　　但是生不出孩子却想有孩子的人，全世界都存在，却不一定会造成拐卖儿童这种严重的问题。这背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有没有自由的收养制度，因为自由的收养制度，能够有效地把供需双方匹配。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也无可否认总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生下孩子后不想养、不能养，对他们进行道德指责和说教，无益于解决问题。
　　目前我国的收养儿童体制，被官方垄断，儿童福利院垄断了合法收养几乎所有的供给。这等于把相当一部分收养方式宣布为非法，这必然造成地下市场的繁荣。有人说，你这不是鼓吹合法买卖婴儿吗？实际上，这是两码事。其一，不一定要收钱，中国传统的过继式收养，就是不给钱的；其二，收钱不一定是坏事，国外很多收养家庭对生父母愿意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只需要判断生父母是否以此为“事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