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初入计生系统——计划生育那些事儿

　　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就是入错行的其中一位。

　　1997年7月，我20岁中专毕业，怀揣梦想回到家乡，等待分配。

　　这个时期，地方财政吃紧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基层政府向农民强力征收两税（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但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一年到头顶多集中发两次工资，没有工资可发的时候，很多干部只好靠借债度日，然后年终一次性还给债主。

　　因此，我们这一批国家包分配的中专生就业就受到了影响，直到第二年3月份才收到参加工作的通知。我的父母亲看到儿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公家人，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在他们那一代人看来，只要吃了公家饭，就是抱上了铁饭碗，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按常规是应该被分配到卫生系统的，却莫名其妙的被打发到了计生系统，我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但终究是没有办法的，我只好打起铺盖卷到陌生的某乡报到。

　　这个乡只有区区4千多口人，并且山大沟深，用县城某下乡干部的话说就是：你们这里连个麻雀乌鸦都不会飞过。

　　说来和这个乡还是有缘分的，父亲第一次参加工作就在这个乡的一个小山村当的民办老师，并且结婚生子。哥哥后来也调到乡中学做过几年老师，只是，这个时候我已经调到其它乡镇工作了。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我拿着计生局的介绍信，穿着厚厚的防寒服坐着一辆小班车，先到乡中学找到我姐夫的弟弟（我姐夫提前打了电话，说我人生地不熟，让他照顾我）。吃过午饭后，这位亲戚带我到政府见了乡长，乡长又把我介绍给主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

　　副乡长是个女人，二十来岁，人很精干，给我安排好宿舍，带我到了她的办公室。坐定后，她第一句话就问我，你知道啥是计划生育？我很老实的回答，不知道，我只听说过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念小学那会儿我家墙上都是计划生育漫画，下边有一行字是这么说的。她说，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学习计划生育知识，深奥着呢，不过你和我一样是中专生，应该很快就会掌握的。我鸡啄米似的点头。

　　那个时候，中专生在乡镇工作的还没有几个，我的到来，给政府和街上的人增添了些许惊喜，和他们混熟了以后，我才听在街面上开小卖部的一位老板说，他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觉是：哎呀妈呀，怎么是个小孩，他能干得了工作？

　　后来，和其他的计生专干聊起分配的事情，我也才得知，我们一块被分配的卫校中专生总共有18个，13个分到了计生系统， 5个有关系走后门留在了卫生系统。

　　这个时候，全县的计生专干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正式的少之又少，我自然成了她们的宝贝疙瘩。但不是被捧着的，在她们看来，终于来了一个干苦力活的。

　　还好，女领导没有着急让我进村，五月底才让我独自进村里开展工作，我的任务是找到村干部，督促育龄妇女到乡上查环查孕，以及让某妇女到乡计生站上环。

　　我们实行计划生育专干包村制，我包抓最远的两个行政村，到这两个村需要连续翻过几座山，山上都是茂密的森林，经常有吹着口哨的风伴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第一次下乡，没有任何人给我引路，为了驱赶恐惧，我只好声嘶力竭的吼起在学校学的流行歌曲和我们山里的民歌。

　　五黄六月，正是割麦子的时候，从早上吃过饭开始出发，太阳快落山才走到了目的地，一路上没见一个人影。找到村干部家，但大门上锁，问邻居的老人，才知到地里割麦子去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只好到麦地里找，可是这么多的地，哪里找的到！漫无目标的时候，正好看到路边坡下有一家人在割麦子，就向男主人打听村干部在哪块地劳动。他扬起手里的镰刀，边擦脸上的汗珠边热情的给我指路，我听的云山雾罩，摸不着方向。索性溜下去帮他们割麦子，他们不肯，说我割不了，怕伤了我的手。我说我在家经常割麦子，他们才勉强同意。其实，打我上小学一年级起，我们家就吃“市民粮”， 早都把生产地交给村里了，哪里干过割麦这个活。

　　我是个左撇子，镰刀一般都是为惯用右手的人设计的，使唤起来自然不顺手，何况我根本就不会割麦子。但是没办法，为了晚上有碗饭吃，有地方睡觉，只好硬着头皮挥起镰刀开割起来。

　　到底说我是农村娃，一个多小时下来，居然没有划伤手，也割的有模有样。这大概就应了那句老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挥汗如雨的卖力劳动，终于换来了这户农民一家人的好感。天黑收工，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家里吃饭，麻利的女主人很快就做好了晚饭。我们北方人习惯吃面，我端起洋瓷碗，看着上面飘着一层油花和大块的鸡蛋花，也顾不了读书人的斯文形象，稍加客气后，一口气吃了两大碗。

　　在他们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找村干部，村干部大概四五十岁左右，我主动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他似乎没有多大兴趣，爱理不理的，看样子又准备到地里劳动了。没办法，我只好把查环查孕的通知书撂到他家，让他随后通知村里的对象们到乡计生站检查。然后，问清那位该上环的女人家的住址，就直接奔去了。

　　这位刚生完头胎不到半年的女人和孩子在家，屋子里一股闻不惯的奶腥味。照例介绍完自己后，在关键话题上，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对这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年轻女人说要她上环，尤其是“上环”两个字，我暗暗试了几次，怎么都无法说出口。但不说不行，我知道自己任务在身，犹豫再三，只好红着脸结结巴巴的对她说，我们领导让你这一周内到乡上那那那个……你知道吧。她倒是干脆利索，说我知道，你们让我计划（上环），这是为我好，万一再怀上了就麻烦了，可是我家现在正忙，男人要到地里割麦，没人带我去，一走就是一天，娃也没人管，你说咋办？我说我回去给领导没法交代，你一定要去那个，你要不去，我们领导说了下次就要来罚款，按规定，生过娃后三个月内不那个至少罚款50元。

　　那个时候的50元抵现在的多少钱呢？这么说吧，我当年3月份参加工作，每月工资374元，年终一次性发完工资还过借账后，还剩整整2000块钱，回到县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农贸市场给我母亲买了一双皮鞋和一件棉衣。

　　我说完扭头就出了门，在院子里又重复了对她喊了要罚款的话，女人在屋里不耐烦的说我知道了。

　　中午前后，我又赶到了这个行政村的另外一个自然村。

　　我在乡上临出发前，有年龄大点的几个干部告诉我说，你到了这个村估计连水都喝不上，更别提吃饭睡觉了，我问为啥，他们说这个村是咱这儿的小香港，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在村里转了几圈都没见个人影，估计也是到地里割麦子去了。好不容易碰到在麦场里的一个人，就问他村干部住哪儿，他说我们村这几年就没有村干部，年轻人，你还是回去吧。

　　大中午的，距离乡上五十多里路，我赶回去都半夜了。

　　必须留下来！

　　我问他谁家有人，让我喝口水歇会儿，他说你站立的上头就有人在家里，他娃也是乡上的干部，你到他家吧。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上去一看，果然大门敞开着，院里院外收拾的干干净净。我掀起门帘看到女主人正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男的坐在凳子上看书。

　　我从小是个嘴巴很硬的人，见了人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不愿意称呼，反正很少和别人套近乎。现在，为了生存，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嘴巴很甜的大声说叔叔、姨你们都在家呢……男主人说，是这样啊，我娃也在乡政府上班，你刚来大概和他不熟。好娃哩，干部平常就不来我们村，你来了也没用，听我慢慢给你说。

　　他告诉我，原来这个村是个好村子，乡上让干啥都积极的很，就是前些年因为缴“公粮”、收“三提五统”款和“两税”跟乡政府闹了大矛盾，村民都拒绝缴公粮和各种款项，干部来了好几拨都没有解决，近两年都不来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叫小香港，原来他们独立起来，不受政府的管理了！

　　拉话的中间我得知这家的男主人也是个老师，在邻村教书，趁周末回来干些家务。

　　下午在他们家吃过饭后，我趁着天黑村民割麦回来吃晚饭的机会，拿着通知书挨家挨户的找人。别看这是一个不到200口人的小村子，计划生育重点对象却有十多个。好不容易找着几户，但都吃了闭门羹，他们几乎是一个腔调：以前我们经常一块坐三轮去计生站检查，现在我们不去了，你们政府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不接受你们管理！

　　一位长相粗壮的年轻男人端着碗吃饭，对我撂下一句：你就是跪下叫我爷，我都不叫我媳妇去。

　　这几年，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路过民工扎堆的北关街，还时不时看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从没上前和他打过招呼，他也没搭理过我，我想，他大约是把我忘了吧。

　　晚上，男主人并没有让我在他家睡觉，他说其实他们村是有村干部的，只不过因为村里和乡上闹了矛盾，就不怎么管事了，如果我睡在他们家，怕有人对他有看法。我想想也是，就和他一块打着手电筒到了村干部的家里。

　　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做我的思想动员工作。

　　农村的早上，女人们一般都会留在家里做饭。她们的态度和昨天的那几位一样坚决，我只好狠下心来，每到一家都说同样的话：如果你们愿意去检查，我掏钱给你们雇三轮车，这样总可以了吧。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她们才勉强答应下周一块商量个时间去乡上检查，但不要我给他们雇三轮。

　　事实上，我回到乡上后，她们照例没有来计生站做检查。经过上次的较量，我已经能够接受他们对抗政府的现实了，主管计生的女领导也没有因为没有完成工作而批评我，看来她早就预想到了结果，只不过没有告诉我。

　　那个没有上环的计生对象在第二年也生下了二胎，我们没有通知她，她就做了结扎手术，当然，罚款也在所难免。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吉祥的村子，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处女行”，加之又接二连三的碰了一鼻子的灰，在我人生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以至于每每回想起来，就像昨天发生过一样。

　　一个多月后，一位家住本乡的政府干部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他前几天到那个村走亲戚，村里好多人都说你们乡上来了一个娃娃干部，可能吃苦了，还给我们割麦，我们好久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干部了……

　　我听后心里一阵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