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多国难民

　　一、难民署曾经安置来自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的难民在中国

　　在北京朝阳路附近的一家宾馆里，除了那位常年居住的伊朗人，还长期住着来自伊拉克、布隆迪等国家的人。他们有的人来了，有的人走了，人数总是不固定的。“有时他们中的人会被他们的国家重新接纳，所以他们就要返回他们的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说，在中国，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身份：难民。

　　“他们有的是来中国留学的，后来，国内发生了战争，就无法回国了。”梁淑英女士是国内难民研究方面为数不多的专家，她曾经和这些人有过专门的接触。最早的一批是来自索马里、布隆迪、卢旺达的留学生。

　　自1991年索马里西亚德政权倒台后，索马里一直处于军阀武装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国内各派打打停停，经过不断分化组合，逐渐形成索马里兰、邦特兰、拉汉文兰和艾迪德等摩加迪沙派别四分天下的格局。国际社会曾12次调解索问题，均无结果。而此时，索马里滞留在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等院校的留学生却无法在完成学业后返回本国。直到2001年，索马里在中国的留学生还有2人。与索马里学生有相同原因的是布隆迪等非洲国家的留学生。“一开始大概有70人。”梁淑英教授说。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在中国避难。”梁淑英教授说，这一部分不是很多，主要来自中东、中亚等国家。由于阿富汗政局长期的不稳定和2001年底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之后，很少的阿富汗人进入到中国境内。“数量不多，因为中国与阿富汗仅仅一个很小的山谷相连，况且中国在战争爆发初期就关闭了口岸。”阿富汗与中国相连边境之间有一个大坂，这也是阻碍阿富汗难民进入中国的一大自然屏障。

　　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是难民署北京代表处联络的一个难民帮助组织。“我们从2001年9月开始成立了国际志愿者服务队。”这个协会的学生官员罗志说，服务队的成员有100名中国学生，还有1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我们在附近的高校里搞了几次晚会，向大学生介绍难民是什幺样的人。还搞过义卖。”义卖的东西是难民署北京代表处提供的一些100元以下的小件商品，义卖所得都做了救助难民的基金。去年，他们在难民署代表处的介绍下，帮助了4个来自中东的难民学习中文。“我们总共联系了10来个难民。”罗志说，现在，还有一个来自利比亚的难民正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习中文。

　　来自难民署北京代表处的资料表明，目前还有5、60个来自中东、中亚、非洲等地区的难民在中国临时居留，“每个月的数字都在变化。”代表处的官员说。除北京朝阳路附近的宾馆外，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一些专门提供给难民居住的地点。

　　二、进入中国的朝鲜人为何没有难民身份？

　　“难民身份的确定需要很复杂的过程。甚至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确认。”在提及1993年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朝鲜人时，难民署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官员说，“我们要做甄别，要做背景调查。”“如果他们来申请，会有人被批准，但大多数人会被拒绝。”

　　2002年8月26日，7名朝鲜人试图闯进外交部在朝阳门的办公大楼，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他们难民身份，但是遭到了拒绝并被拘捕。一位驻北京的亚洲外交官在谈到这起事件时说，这可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策划的一次行动，目的是希望人们关注在中国非法居留的朝鲜人的困境。他补充说，这是首次有朝鲜人试图要求中国政府给与难民地位。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多的朝鲜人闯入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寻求避难或者被允许进入第三国。

　　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以来，由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饥荒而造成的朝鲜人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到中国的人数应在15万-30万之间。“尚没有官方或者联合国的机构对此做过调查，以给出准确的数字。”北京的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说，况且，这个数字是变化的，因为经常会有人被遣返，又有新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

　　难民署北京代表处的官员说，如果有在中国的外国人提出难民申请，需要递交表明身份的资料，难民署会根据资料进行调查、甄别。如果他们的申请第一次被拒绝，他们还可以进行第二次申请，而且甄别的官员也将换作另外一个人。甄别的程序是很复杂的，代表处有时会直接把申请人的材料汇报给难民署总部，由总部专门机构给出评价。但是。如果第二次申请被拒绝之后，这个人就不能再申请难民身份了。

　　目前，还没有一个朝鲜人能够在难民署北京代表处被确认为难民身份。

　　“在认定进入到中国的朝鲜人是否为难民的认识上，中国政府和难民署之间有争议。”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告诉《凤凰周刊》，难民署方面的意见是可以把“全部跑过来的人都认定为难民”，“应该为朝鲜入境者多做些事情”。但是中国政府认为“没有此方面的义务”。“中国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自找麻烦。他们大都是因为贫困、饥荒跑过来的，之后就是在东北一些地区躲下来，有的则是想法跑到韩国、日本去。”梁淑英教授说，“要把非法入境者和难民区别开。他们没有到难民署申报身份，也就无法获得难民身份。”

　　梁淑英透露，在2001年，曾经有一家朝鲜人直接找到过难民署北京代表处，要求确认难民身份，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留下来。

　　三、南国边境上的29万多印支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中国住了20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幺人。”在中国云南省金平县桥头街的难民村里，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讲起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他们的忧虑和痛苦。“我们这个村目前有22户，140多人，有哈尼、普拉和汉族等好几种民族，以前都是越南老街省和莱州省人。”

　　孙文亮和他所居住的村庄的乡亲只是中国南部边境省份接纳的29万印支难民中的一个小部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先后接收近29万印支难民，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国家。1979年11月，中国和联合国难民署签订该署援助在华印支难民的项目协议。为执行援华项目，难民署自1979年10月起在华设立任务代表处。20余年来，中国政府本着“一视同仁、不予歧视、同工同酬”的政策，向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对他们的生活、生产、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保障。

　　到了2002年底，尚有29.7万印支难民生活在中国。

　　1979年2月17日凌晨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随着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越南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军队在短期内攻克了包括越南的20多个城镇，也从孙文亮家的瑶山寨经过。当时，瑶山寨的人已经逃得寥寥无几，中国军队将其它民族的房屋几乎全部炸倒、烧毁，唯独完好地留下了汉族的房屋。中国军队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在他们离开后却给所有汉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军队无意识的行为更为越南的“排华”提供了口实。1981年，孙文亮村庄的人在经过被移居越南中部等过程之后，集体越过中国边防军把守的边境线，进入中国寻求避难。云南成为了接纳越南难民首当其冲的省份。

　　其实，在“自卫反击战”之前的1978年，中国政府就开始接纳难民。“难民是中国开放以后，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外国人团队。”有人曾经这样比喻道。除了因为中越战争而产生的越南难民，还有一部分老挝、柬埔寨人，因为国内战争和这些国家的排华事件导致的难民进入到中国境内。自1981年到1982年，中国政府派出人员从泰国接收了2500个老挝难民和35个柬埔寨难民。柬埔寨难民的数字一直在变化，他们有的来了又被自愿遣返了，每年的数字都在变化，到了2003年，还有3个柬埔寨难民家庭生活在江西省。